主论坛活动现场
找银子CEO马顺受邀出席互联网金融分论坛，并在论坛中分享了他的看法：
说互联网金融就必然要说到风控，说到风控，就必然会谈到大数据和征信。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最大的征信数据库是央行的征信系统，但公开报道显示央行的征信系统之中仅有2亿多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中国14亿人口只有六分之一有征信。但就算这部分的征信信息，民间也是无法共享的。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要基于征信数据来进行信用贷款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
在国内征信覆盖较低、数据质量较差、公共数据共享和公开程度很低的现状下，找银子选择只做强抵押资产，并且只做北京核心城区的抵押资产的投融资服务，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投资人的投资安全。
但是我们相信，在信息时代，大数据将成为金融核心资产，撼动传统客户关系、抵质押品在金融业务中的地位。互联网金融平台直接收集金融交易双方信息，形成了新的金融信息来源模式，客户信息、交易信息、交易频次等数据更为精细和透明，有助于利率形成更为准确和市场化。
马顺还认为，“人格化的金融”是P2P的未来，即借贷双方主体都具备完整性、唯一性、一致性几个要素。当前我们国家在个人身份信息外泄泛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太难，比如说现在有专门干刷单的行业和人，他们从各种渠道买到姓名和身份证号，一个人就能注册你网站上千帐号，这些帐号其实都是虚假的，这就给数据化的征信带来了极大危害。监管机构应极大提高对公民身份信息泄露和滥用行为的惩罚力度，而征信机构和平台在这期间只能通过技术和风控手段高效甄别和处理此类信息欺诈行为。
马顺圆桌论坛发言
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是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度品牌活动。活动扎根北京大学身后的校友资源，邀请海内外金融界专家、学者与行业精英共筑思想碰撞、智慧贯通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找银子带您去论坛听听专家们的新观点：
林毅夫（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新常态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林毅夫认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我国各地政府可将本地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分别是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移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比如对于追赶型产业，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如吉利汽车、三一重工、汉能等，以及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
所以，在新常态下，虽然优先的产业与产能过剩并存，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会仍然很多。林毅夫指出，技术创新、海外投资和弯道超车是中国企业在新常态下的三大机遇。他提醒北大金融界校友对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要有信心，这种中高速增长对中国企业会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只要把机遇抓住，中国经济在未来会发展得更好。
林毅夫发表演讲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创新驱动与金融的深化发展
李若谷指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李若谷称，新技术发展给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其中实体创新是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已经实现市场化了，但金融业没有市场化，因而有一定的差距，所幸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做了一些弥补。”李若谷认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比较落后，体现在技术应用、市场化改革不够，金融深化不够等方面。
针对“银行是否会被取消”“互联网金融是否能单独存在”的观点，他指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是相互补充的，仍以银行储蓄、支付功能为依托。“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风控水平低，潜在风险大，征信系统不完善，还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李若谷称，要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监管方面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发展中小银行，解决融资难。而传统银行要加快适应，谋求转型。
蔡金勇（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走出去的形势与机遇
蔡金勇在演讲中说，考虑到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下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确实将对国际经济的增长产生很重要的贡献。
他说，中国海外投资，很多都是技术公司牵头。中国企业很多做事方法是把在国内的方式搬出去；但从投资来看，整个项目周期如何在数十年后把投资收回来是个难题。收钱比建设更难，很多地区政治风险很高。防范政治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真正让当地的社区受益。建立一种伙伴式的关系，不要“吃独食”，准确界定项目风险。政府支持很重要，但关键是要有好的项目。
我国企业在非洲和其它国家投资时，需要改变做事的方法，就是不仅要考虑建设问题，也要考虑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如果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政治风险就能低很多。“所以，我们倡导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要看当地老百姓自己的钱放不放在里面。第二是尽量要在融资的结构里参加多方面的当地的融资。”
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一带一路”战略与金融界的新机遇
张晓强表示，“一带一路”将为各国提供新的广阔发展空间。当今世界经济由两条南北向线主导，大西洋南北线主要是欧洲和连带的北美，西太平洋南北线主要是中、日、韩和东盟，这两条线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5%以上。“一带一路”东牵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牵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两条南北主线之间架起一条纵贯东西的大经济带，可以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挖掘潜力深入合作。这必将建立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发展前景良好的大经济走廊。
他指出，“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2%和29%。近现代以来，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一些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明显落伍。沿线国家人均GDP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8%，一些国家是低收入国家，还有9个是最不发达国家。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低。据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10年基础设施每年的投资需要8200亿美元，而自身仅能提供4000亿美元，缺口巨大。对于北大金融界校友，这些都是未来的机会。
陆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2016至 2020年金融改革
陆磊指出，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需要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例，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市场化风险处置和退出机制，鼓励符合要求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他表示，中小银行和社区型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更具优势，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中小型银行的发展，公众更愿意相信“小银行是安全的”。
此外，陆磊表示，金融改革和财政政策要有机结合，宏、微观政策工具要发挥组合拳作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需要加强金融创新，扩大直接融资，促进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顺利获得债权、股权融资。发挥金融创新在企业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降低政府的干预，实现中长期的调结构、促改革。
他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高度结合，需要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同时，需要完善支持普惠金融的财税、监管与货币制度体系，监管部门要适度监管、正确引导。
霍学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互联网金融的分析框架
霍学文发表演讲
霍学文指出，互联网金融并不是简单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的改造由技术开始，到消费、电子商务，到互联网金融，到现在的产业的互联网，也就是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既然能改变产业，也就能改变经济，同时更能改变我们这个社会。“
霍学文认为，互联网时代，金融=制度+技术+信息。制度决定谁能够做金融，包括金融业务活动的法律、规则和范式，是金融功能的基础。技术提供金融功能实现的基础设施，技术变迁驱动着金融创新和功能结构。信息是金融业务活动和处理的核心。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下，金融的内涵、外延已经得到大大的拓展和提升，现代金融的范畴已经大大突破传统金融所能覆盖的范围和实现的功能。
他强调，互联网金融是实现中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弯道超车的机会，同时也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手段。他还指出，互联网金融是由商业模式、生态圈和生态系统组成的状态空间，所以监管变得相对简单。“只要做到产品登记、信息披露、资金托管，人可以跑路，钱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