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经千年，朝代政权数不胜数。其历朝历代皆不乏名仕某国之典故，君明臣贤则庙堂兴旺，庙堂兴旺则国富兵强，这一道理人尽皆知。其从春秋战国之始就已经形成系统化、规律化的一种常态。我们可以这样说，除去先秦文化不论，春秋战国才是真正政治文化思想的开始，甚至说我们近现代的许多思想文明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我们把它称作中华文化的瑰宝。何为瑰宝？艺术文化为瑰宝，何为艺术文化？艺术文化来源于思想与认知。春秋伊始，就有了百家思想学说，例如“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等，这里就不一一细数。这是中华文化对于思想认知乃至于政治兴起的一种重要促成部分。这种文化思想我们统称为“学说”。这些学说之所以能发扬光大流传后是因有后世之人不断继承且付诸于实践当中，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学子”而其中传承这种思想学说切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为“仕”。“仕”在辞海中的解注为“仕途，从事仕途的人，为官者”从古到今“仕”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其深远不止在人们的思想认知上，更多的是对政治的影响。诸多名仕继承了先人的思想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从而得出了新的思想认知，这样的人才可称得上“仕”整个春秋战国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政治文化、政权文化的先河。明君贤臣的说法自古皆有，例如“周文王与姜太公、秦穆公与孙叔敖、秦孝公与商鞅、齐威王与孙膑、赵惠文王与蔺相如”等等。
战国中业，中华大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繁荣现象，甚至在齐国都城临淄有了供诸多学士证明辩解做学论文的稷下学宫。许多名仕名相皆出于此，这就形成了仕者的繁荣。但我反对政治的兴起造就了学说与思想为政治服务这一观点，因为已有许多学者没有选择从仕，一样为后人所难以忘怀，例如鬼谷子。作为“兵家”的开山之人，其并没有为政权服务，但其带出了孙膑、庞涓、张仪这样的名仕。一种思想学说的兴衰或者论一种学说思想的好坏是必须经历现实磨砺乃至政治考验的，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为“政治决定着、洗礼着某种思想学说，而思想学说考验着政治的兴衰。
下面我们来讲“仕”对政治的影响，我们说到一种思想学说考验着一个政权的兴衰，不如说一个名仕所继承的思想学说能否给一个政权带来良好的发展。这种源于一个名仕对这种思想学说的理解与其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战国中业变法成为了一种潮流，亦是给予了很多不同门派的名仕以实践证明的机会，这这种实践证明的就相当于列国之间的豪赌，赌一国之命运，赌无数生灵的安危，与其说列国在豪赌不如说是数位君王之间在赌，与其说是列国之间在争斗不如讲是数位名仕之间的争斗。韩国大夫申不害主张法家术治。而商鞅主张法家法治。这就是连个同为继承法家思想学说的两位名仕对于具体运用上的分歧。也造就了韩秦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再例如秦惠文王用张仪之“连横之策”瓦解了公孙衍的“合纵之策”这就是两种思想的不同演变成了两种治国理念的较量。名仕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幸运的是有些名仕可以左右君王的思想左右将领的战术甚至可以拿列国做他们万古流芳、出将入相的奠基石。
    一种思想学说的建立其愿望往往是美好的，但是名仕的治国理念与一种思想学说的最初之根本是截然不同的，而一种思想学说如何最终成为一种治国理念，这需要经受住许许多多考验。我们讲到一个名仕可以左右君王的思想左右将领的战术甚至可以拿列国的政权命运做他们万古流芳、出将入相的奠基石。但其也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种思想学说、一位名仕的理念是坚强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它能敌国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能敌得过万千人的生命。却敌不过许多人们眼中的现实利益。名仕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悲惨到屈原只能去投汨罗江、张仪落魄出走、公孙衍抱憾终身忧疾而郁。往往这些人能成就许多辉煌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相同的是他们都完成了名仕到政治家的演变。但他们却看不到自己的命运，随着君王的更迭，庙堂的变迁一种思想学说、一届名仕也由此稍显落寞。如今我们觉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无比正确的。他们有过拿列国豪赌的潇洒，也会有如失意之人般窘迫。这也许就是古往今来的名仕文化吧。（作者：戴栋  解放军某部文化干事）